1989年我从南京大学毕业，进入淡水渔业研究中心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目前任水产遗传育种研究室副主任、科研二支部支部书记。20多年的工作生涯里，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有过迷茫、有过彷徨，但我始终坚守科研为本的信念，一直为渔业科技的发展、为渔业产业的发展在默默地努力和奉献着。

立志科研  孜孜不倦

    到中心报到后，我进入了生物技术研究室工作。刚到研究室，时任研究室主任的夏德全研究员找我谈话，向我说明了研究室因发生事故正在整改的情况，问我是否考虑更换新的部门，到其他研究室工作。夏老师德高望重，他当时所领导的研究室在中心科研方面称得上是首屈一指，所开展的罗非鱼相关研究水平在整个水科院乃至国内渔业科研机构内也是处于领先地位。怀揣着追随夏老师从事研究的向往和对科学研究的热爱，我抱定决心要坚持留在生物技术室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值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中心的各项科研条件非常艰苦，选择从事科研工作也就意味着选择了清贫。在那个下海经商逐渐成为潮流的年代，如果没有一份执着信念，没有一股吃苦干劲，是很难踏踏实实地坚守在科研一线的。
    利用生物技术开展水产遗传育种研究是一项“高科技”工作，同时也是一项与渔业生产结合非常紧密的工作，也很辛苦。夏老师对我要求很严格，记得他曾对我说：“小董，你既要进得了实验室，又要下得了池塘，肯吃苦才能有作为”。这句话一直在激励着我。记得当年在做“863”转基因鱼研究时，为了确保每隔一小时就有一批新鲜的鱼卵用于转基因实验，我每天要给五六批鱼注射催产激素，这样每天从上午8点到下午2点在实验需要时都能供应到新鲜的鱼卵。我上午为夏老师做转基因实验的助手，下午去实验池塘拉网选亲鱼，晚上还要为鱼注射催产激素，每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每年都会经历个把月的时间。虽然工作辛苦，但收获很丰硕，我作为非水产专业的毕业生，能够根据环境因素调整催产激素的注射剂量和时间，从而精确控制鱼的产卵时间，每次都能做到在老师把前一批的鱼卵转完外源基因后，我都能及时将后一批的鱼成功催产，保证他们能连续工作。这让中科院来合作的老师大为赞叹。夏老师也曾在全中心大会上说：“我们小董能叫鱼什么时候产卵，它就什么时候产”。
    2002年9月，通过中心的安排和自己的努力，我获得了一次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到英国Stirling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交流。初到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我在生活、学习等方面都面临着许多的困难，但我更清楚这次访问学习的责任，那就是学习和掌握国外先进的技术，进而促进中心的罗非鱼育种研究和国内的罗非鱼产业发展。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当时世界上前沿的罗非鱼性别遗传研究知识，很快掌握了进行性别决定研究的细胞遗传技术。2003年8月，我从英国回到了中心，以在国外学习到的研究方法申报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并获得批准，这也是我们中心第一个获得批准的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我开展鱼类遗传育种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紧盯前沿  创新育种  

    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我十分关注国际前沿的科技信息。研读文献时，我留意到了一种新型的分子标记—TRAP（目标区域扩增多态性）标记。经过探索、尝试，我将只成功应用于植物遗传研究的TRAP分子标记顺利地引入鲤的遗传研究，通过寻找鲤自身所包含的“TRAP”标记，大大提升了种质鉴定成效。我撰写的《鲤TRAP分子标记的开发与应用》一文在2010年江苏省遗传学会年会动物、医学和微生物分会场上进行了宣讲，引起了广大专家的极大兴趣。最终经评审专家和参会代表共同投票评比，该文在众多的动物、医学和微生物遗传学论文中脱颖而出，成为分会场上唯一荣获江苏省遗传学会优秀论文特等奖的论文。
    在从事鱼类改良研究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常规的育种方法周期长、进展慢，而分子遗传学手段目前只是处于研究、积累的阶段，还未能应用到育种实践中。当我在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接触到数量遗传学BLUP分析与家系选育相结合的综合选育方法后，便意识到这是目前较为先进、实用、有效的鱼类育种技术。此后，我一方面努力学习相关知识和分析方法，另一方面积极与国内外专家交流探讨，掌握了家系选育和BLUP遗传分析相结合育种方法并运用在建鲤的遗传改良上。为了及时发现问题，对遗传分析参数进行修正，从亲鱼催产到鱼苗孵化、从个体标记到数据采集、从数据分析到亲本配对方案设计，育种工作的各个环节我都亲自参与，力争在每一代中都能获得最大的遗传进展。
    经过几代的选育工作，我终于建立了一套结合家系选育、数量遗传学BLUP分析、PIT个体标记、丁香油麻醉等技术于一体的快速、高效的鱼类综合选育方法。通过综合选育的方法，选育群体经过2-3代后即可达到常规选育方法5-6代才能达到的效果。这一方法不仅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并且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通过TCP项目运用于尼泊尔第一个鲤科鱼类的育种项目中。也正是运用这一综合选育方法，我带领科研团队于2010年成功培育出我们中心第5个水产新品种-福瑞鲤。

成果转化  服务产业

    渔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更离不开市场的培育。科研成果唯有服务于产业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
    由于福瑞鲤具有良好的生长性状，很快就获得了许多良种场和广大养殖户的青睐。但限于中心科研实验基地的生产能力，无法满足渔业生产对福瑞鲤苗种的巨大需求。为了使福瑞鲤这一新品种尽快在生产中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使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一边带领科研团队增加苗种供应量，一边在国家大宗淡水鱼类产业技术体系的帮助下，在全国鲤主产区寻找省级鱼类良种场开展技术合作，向他们提供亲鱼，指导他们开展福瑞鲤苗种繁育工作，并通过他们辐射带动周边的养殖户。开展技术服务工作多在盛夏季节，可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向渔民朋友传授良种养殖技术的热情。我经常深入鲤主养区，耐心地向渔民介绍福瑞鲤的培育过程和优良特点，征求渔民的反馈意见、解答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尽管我皮肤晒得黝黑，衣衫被汗水浸透，但当我看到福瑞鲤给渔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时，心中那种幸福感是无以言表的。
    为了使更多的基层水产技术人员和养殖户掌握福瑞鲤的繁育和养殖技术，我结合大宗淡水鱼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工作，在各地举办了20多期技术培训班，详细讲解福瑞鲤的培育过程和成效、养殖技术方法及其在各地的示范效果等内容，培训技术人员及农民超过2000多人次。在四川地震灾区搭建的板房内，我对当地100多名渔业技术人员和渔民进行技术培训；在贵州、云南遭受旱灾地区，我分别向当地养殖户捐赠福瑞鲤乌仔35万尾和50万尾，积极帮助当地恢复渔业生产。今年又向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赠送福瑞鲤水花鱼苗500万尾，帮助解决基地官兵水产品自给问题。
    目前，福瑞鲤已在江苏、山东、河南、重庆、山西等19个省、市进行推广，累计推广面积超过60万亩，新增产值5.2亿元，增收节支总额1.7亿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科技共享  无悔信念

    为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水产养殖业，在开展科研工作的同时，我还作为授课教师，为中心承担实施的援外培训班学员上课，带领他们到渔场生产实习，把最新的科研成果与他们分享。担任援外培训项目教师十多年来，累计培训外籍学员700多人，其中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与我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交流，探讨学术和生产实际问题。
    受中心选派，我还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项目顾问，多次前往朝鲜、尼泊尔等国指导当地的渔业项目。这些受援助国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大都比较艰苦。在朝鲜的乡村，有时我刚坐下来，还没有来得及拿起碗筷，却发现苍蝇早已抢在我的前面围着餐盘饱餐了一顿；在尼泊尔，我吃的最多的早餐是面包夹蒜泥，要是遇上罢工的日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2012年4月，应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邀请，我第三次赴尼泊尔担任TCP项目“改良尼泊尔鲤科鱼类的遗传品质”的国际顾问。当时尼泊尔正处于高温季节，室外气温达到了41℃。为了项目的顺利实施，我常常要在没有空调的育种中心房间里与尼泊尔的专家讨论项目方案、解答技术问题，在池塘边指导他们进行选育和标记。当我完成在一个育种中心的工作，赶往另一个育种中心时，路途中还遭遇了喜马拉雅山脉雪崩造成山洪暴发、河水泛滥的威胁。这样的困难我遇到的还有很多，但我每一次都能积极地去克服应对，圆满地完成项目任务，因为我知道，在国外我代表的是中心，代表的是中国。
    我还积极与国际组织、知名研究机构开展交流合作，吸收和借鉴他们先进的技术和方法。我与世界渔业中心的遗传项目组开展合作研究，进行鲤和吉富罗非鱼的遗传改良。2010年我主持承担了948项目，引进多性状复合育种技术。目前，正着手与匈牙利渔业和灌溉研究所、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大学合作进行鲤的遗传育种研发工作。
    20多年的科研追求，我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也为产业发展做出了一些贡献。我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各级科技奖励5项，培育水产新品种1个，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5项；荣获无锡市又红又专优秀青年教师、水科院先进工作者、无锡市创先争优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并于2009年被遴选为国家大宗淡水鱼类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2011年入选水科院百名科技英才。作为党支部书记，我还带领科研二支部荣获水科院先进党支部称号。
    一路走来，有艰辛、有不易，也有收获、有欣慰。在获得种种荣誉的同时，我也深刻的意识到这一切仅属于过去。我将站在新的起点上，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将水产遗传育种的工作做好，为我国水产种业的发展做好支撑，为世界渔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